创建东亚文化之都 │ 元代卵白釉高足杯中的珍珠粒装饰
在元代景德镇窑所烧造的高足杯中，有一类高足杯偏好使用类似于珍珠粒的装饰，与此同时，在珍珠粒达到所要装饰目的的情况下，制作者普遍还会对高足杯带有珍珠粒的设计面予以进一步装饰美化处理。正是因为如此，但凡带有珍珠粒装饰的高足杯就显得格外精美异常。 根据现已刊布资料，所见元代卵白釉珍珠粒装饰高足杯大致有五件，分别如下：1.1973年陕西西安市南郊出土一件元代卵白釉六瓣式高足杯（图1）。撇口，深腹，喇叭形高足。上半部分先以出筋方式呈六曲花瓣式，后又用珍珠粒在前述花瓣曲面上及口沿缀成另一个六曲花瓣，即两次不同六曲花瓣式错置。杯内底贴塑一朵莲花花朵。高足上端使用珍珠粒缀呈一圈，将高足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空间窄小，下半部分空间留有较大，大约占据了百分之九十，高足下半部分以竖向出筋方式分隔多个区间。高9.6，口径11.4，足高5.4，足径3.9厘米。
2.1986年7月山西大同市元代壁画墓出土一件卵白釉（原撰文者视为影青，即青白釉。实则为卵白釉）高足杯标本（图2）。杯呈盛开莲花状，用六瓣仰莲组成，莲瓣与莲瓣之间，饰串珠纹，显出莲瓣的边缘。杯内底部中心凸起杯底，塑出一柱六叶花心，立体感强。足细高，足径由上向下扩放，上部有一圈弦纹，弦纹下，放射状向下引出相互距离不等的直线纹饰至足底。足略走形，空心，足内无釉。胎细腻坚致，胎色白中泛青。釉色莹润，与胎色极协调。通高10，口径8.7，足高4.5，足径4厘米。
3.1984年江苏扬州市老虎山西路遗址出土一件镂空花卉纹高足杯（图3）。撇口，深腹，喇叭形高足。内口沿模印连续回纹一周。杯身为双层复式结构，外壁以开窗形式呈现，每个开窗内贴塑以四季花卉纹，每个开窗使用珍珠粒缀呈另个开窗。高足制作方式与前述陕西西安市南郊元墓出土六瓣式高足杯高足完全一致。通高12.7，口径11.2，底径5厘米。
4.《景德镇枢府窑作品集》披露一件国外博物馆藏镂空开窗高足杯（图4）。撇口，花瓣式口，深腹，喇叭形高足。杯身如同前述扬州市老虎山西路遗址镂空花卉纹高足杯呈双层复式结构，但是每个开窗内部贴塑人物泛舟纹，共计六面。然后，每个窗景外又用珍珠粒缀呈新的开窗，情况如前述扬州市老虎山西路遗址出土镂空花卉纹高足杯。喇叭形高足表面印有花卉纹，且花卉之间有镂空装饰。高10.5厘米。
5.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一件印花八方高足杯（图5）。撇口，八方式腹部，喇叭形高足。上半部分内外壁八方转折棱角线上处缀以珍珠粒，口沿外侧下方模印回纹一圈，其下模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八字，腹部近底处模印变体仰莲瓣纹。高足上半部分贴塑泥条一周，将高足分割呈上下两部分，但是没有任何装饰。高9.7，口径9，足径3.5厘米。
从上述介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珍珠粒装饰卵白釉高足杯皆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将独立的珍珠粒连缀使用，继而达到线条目的。还有，珍珠粒式的线条又将杯的腹部或内壁分成多个空间，这一设计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达到类似于开窗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模仿花瓣状。 关于上述所举五件元代卵白釉高足杯珍珠粒装饰，有部分文章则是谓之“缀珠纹”，如刘新园先生在《元青花特异纹饰和将作院所属浮梁磁局与画局》一文中指出：“缀珠：所谓缀珠纹，即指陶工们用一细细的泥条在瓷坯上按预定的轮廓线盘旋粘连，再在泥条上刻出横向线段，模仿相互串缀的小颗珍珠，用以组成花纹。具有这类装饰的瓷器，河北保定窖藏和北京元墓都有出土。”同文，还提出：“以上所例速不都纳失石以及珠袄等，都是贵族们在大典或大宴中所服的用小颗珍珠缀成花纹的礼服。那么瓷器上的缀珠纹，就是对这种礼服上的珠绣花的模仿了。”由此可知，刘新园先生认为以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上缀珠纹是受到了蒙元贵族礼服上珠绣花的影响，而这种珠绣花当时又称之为“纳失石”。前述中提及，带有珍珠粒装饰的卵白釉高足杯烧造于元代早期阶段，而目前已知最早的元青花纪年资料是元统二年（1334），毫无疑问，同属于景德镇窑且使用了相似装饰工艺的两种不同品类瓷器是否皆是受到了当时蒙元贵族礼服上纳失石的影响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笔者认为目前所见包括元青花瓷器在内的元代景德镇窑瓷器上珍珠粒（也可以谓之缀珠纹）装饰很有可能并不是受到当时蒙元贵族礼服上纳失石的影响，而是有着其他更为清晰和显著的装饰来源，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元青花瓷器缀珠纹存在模仿礼服上纳失石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更有可能是元代早期卵白釉瓷或青白釉瓷上珍珠粒装饰的延续而已。以下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比其他材质器物制作和装饰工艺，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讨论。元代早期景德镇窑高足杯造形的来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类似珍珠粒装饰工艺所依附器物形制及其模仿对象为何。以往有部分研究者提出，元代景德镇窑高足杯是受到吐蕃地区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抑或是与蒙元时期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对于藏传佛教说的依据，其所举主要是萨迦北寺宣旺却康后室壁画和夏鲁寺佛殿第一层经堂壁画，前者是壁画供桌上绘有高足杯造形的器物，后者则是为一蒙古着装者一手举高足杯造形的器物。为此，笔者重新检索这一文献资料，发现上述两幅壁画并没有年代可供参考，即绘制年代上是无法确定的。要知道，鉴于蒙元时期统治者与藏传佛教特殊关系，尤其是后者基本统治着当时全国所有教氏，如果先有元朝赏赐高足杯与藏传佛教及其寺院的话，而后相关寺院才将高足杯这一造形纳入到本寺院供奉器皿之列，那就不能排除二者存在另一种关系，即藏传佛教供奉文化所使用器皿是在后来引入了高足杯造形，再在后来壁画中呈现了一供奉场景。因此，在不明确壁画绘制年代的情况下，贸然谈论二者之间关系是不恰当的。其次，对于草原游牧民文化说，其主要依据是《事林广记》等文献中提及“把盏”，而曹昭在《格古要论》中直接划定一些元朝独有的器型，近现代古陶瓷学界又观察到高足杯是元代景德镇窑新器形，这一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格古要论》器形划分的叠加，由此产生了高足杯与草原游民族之间特定关系的架构。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对比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行纪》中有关蒙元宫廷金银器皿使用概况，我们可以发现高足杯并不在当时宫廷日常生活器皿造形之列。因此，元朝高足杯造形既不是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而来，同时又不是受到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与元代早期景德镇窑高足杯存在的同时，现有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当时还有为数不少的类似于瓷器造形的金银器高足杯。根据相关研究，元代及其以前的金银器高足杯并非中国传统器形，在1世纪罗马帝国时代已出现并广泛使用，后传入中亚，诸如拜占庭文化、萨珊文化。这一贵金属材质高足杯在隋唐以来国内的流传和演变，足以说明不管是藏传佛教文化还是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中高足杯造形，皆是受到了以拜占庭、萨珊文化为代表的中西亚地区文化下器物造形的影响。在明晰中国古代不同材质高足杯源流情况下，那么有关元代早期景德镇窑高足杯造形来源也就一目了然。笔者认为元代早期景德镇窑高足杯上珍珠粒装饰工艺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中西亚地区文化器物成型制作的影响。例如，西安隋墓曾出土一件釉陶环形壶（图6），根据葛承雍先生考证，这件器物受到了以拜占庭文化为代表的中西亚地区文化的影响。若是仔细观察这件环形壶，我们可以发现环形壶壶身内外边缘皆有使用类似珍珠粒状的泥球黏贴和绵延一圈，此制作和装饰工艺与上述所举五件元代早期
图6
卵白釉高足杯珍珠粒装饰如出一辙，仅是前者珍珠粒大且间隔稍微稀疏，而后者珍珠粒则是细小且细密。再如，1983年宁夏固原市一座北周墓曾出土一件银鎏金人物胡瓶（图7），据考证，这件器物是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中国的具有萨珊风格的金银器。胡瓶喇叭形高足分隔成上下两部分，分隔线及足端皆以珍珠粒装饰，这应该是目前国内已知年代最早珍珠粒装饰
图7
的外来器物。此外，1992年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辽代耶律羽墓出土一件银鎏金高士纹六方杯（图8），杯外壁及足部皆是使用珍珠粒装饰。有学者指出这件器物的造形受到了中亚地区栗特系器形的影响。由此可见，器皿上珍珠粒装饰如同高足杯器形一样也不是中国器物传统制作和装饰工艺，而是中西亚地区器物独有的装饰工艺。按此，前述刘新园先生所举元青花瓷器上珍珠粒装饰也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中西亚地区器物装饰的影响。与此同时，既然元人有将珍珠粒风格的装饰谓之以纳失石，那么继续使用这一称谓来命名不同材质中诸如类似装饰应该是可取的。
图8
总而言之，如同元代早期景德镇窑高足杯造形直接或间接受到中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及传入中国后再次演变影响一样，其上珍珠粒制作和装饰工艺极有可能也是受到了中西亚地区器物成型制作的影响。若是从制瓷手工业生产发展关系角度来看，显然元青花瓷器上珍珠粒装饰工艺的直接来源应该是元代早期卵白釉高足杯，而不是蒙元贵族礼服上纳失石。元代初期卵白釉珍珠粒装饰高足杯是元朝与中西亚地区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以此开启了景德镇陶瓷史上重要篇章。在那个讲究身份等地和出身的封建社会中，带有官方色彩和肩负中外文化交流双重身份的景德镇制瓷业，元政府赋予景德镇这两项重要职能对后来的明清两代御用瓷和朝贡体系用瓷的选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欧阳中华《关于元代卵白釉珍珠粒装饰高足杯相关问题的探讨》一文，该原文发表于《中国陶瓷》2022年第7期）
供稿：谢俊仪
校对：黄志华
审稿：江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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