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鹏，现任景德镇陶瓷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副研究员 中国文化产业促进会陶瓷文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主持省部级课题研究6项，参与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各1项。撰写《中国近现代陶瓷教育史》等专著2部、合编《景德镇陶瓷大学校史（1910-2020）》《陶瓷文化概论》等4部，发表陶瓷教育、审美相关学术论文20余篇。
“建国瓷”的设计美学特征与历史价值
邢 鹏 谭丽曼 金文伟
摘要:“建国瓷”作为新中国首批由国家组织设计的国家用瓷，其成功烧制不仅从器物的角度塑造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化解了当时国家在外交活动中的被动局面，传承、创新和发展了“制器尚象”“美美与共”“承古彰今”和“技近乎道”的传统造物美学思想，建构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陶瓷工艺品设计原则、艺术标准，为树立旗帜鲜明、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大国形象做出了切实贡献。积极探索了产政学研融合的现代化瓷业发展道路，有效推进了我国陶瓷艺术、工业、科教的现代化发展，为后期陶瓷产业集群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对我国当下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探索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对国家级试验区建设具有历史逻辑和现实实践价值。
关键词：建国瓷；设计美学；历史价值
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认为，无论任何时代或社会，物质生活领域中心的审美活动都是最基本、最始基的审美活动,它是决定或影响着精神生活领域审美活动的本源。而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审美活动也都会反转来作用、促进、影响物质生活领域的审美创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迈入了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构建新中国国家形象便成为了各项事业建设中的必要任务。面对“我们国家在国际宴会上没有自己成套的餐具，后来就借用别人的餐具（宴请外宾），这在国际上是很被动的事情。”[1]这种与国家形象极为不符的局面，如何尽快设计并生产出符合新时期国家形象和时代要求的高档瓷是相关部门必须回应的时代问题。在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下，在周恩来总理的审批下，决定定制一批“建国瓷”，中国轻工业部于1952年2月召开“陶瓷座谈会”，即刻组织有关部门代表和各方面专家商定制作建国瓷的具体方法和要求，并组织“建国瓷设计委员会”，由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江丰、张汀任副主任委员，（图1）中央美术学院负责设计，江西景德镇作为主产区进行生产。“到1954年9月止，共生产建国瓷73556件，主要用于国宴、国家礼品用。”[1]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由国家组织设计生产的国宴瓷，也是新中国最早的国家用瓷。也就是说，本文研究的“建国瓷”特指这批由国家主导，轻工部负责，中央美术学院设计，景德镇生产的国家用瓷（中、西式餐具）①。诚如建国瓷制作的亲历者金宝升先生所言“建国瓷本身并不特别复杂，但是它的影响却很深远。”[2]本文试从设计学、美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范畴来探析其时代价值与社会影响。
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名单
一、“建国瓷”设计原则与美学特征
（一）制器尚象，利用为美
在我国传统的器物设计上，人们沿着“观象—取象—意象—具象—成器”的造物哲学不断的创造各具时代特色的器物，“观象制器”则成为设计者遵循的重要法则，积极践行“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的设计思想，把“制器尚象”“引而申之”作为器物设计和制作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以人为本”“实用适用”的造物观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特色美学思想。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范畴中，“美”惯常与“善”紧密联系在一起，“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追求的有利于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生存发展的功利价值，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3]。马克思认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4]而与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最直接、最始基的莫过于衣、食、住、行、用等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所以由物质产品的设计生产所撬动的审美活动，其所创造的结果就构成了人生活其中的由产品所构成而又具有审美性质的实体、空间系统，在该系统中人们基于功效基础自觉或不自觉的遵循着社会发展所趋于的社会伦理规范。
建国瓷在“尊重历史”“适用实用”的要求下，以故宫馆存清廷瓷器和历史瓷样为参照，遵循“制器尚象，利用为美”的美学设计原则，在以祝大年先生为首设计制作团队经过一年多奋战，如期完成了展现我国造型艺术上的雄伟、朴实的风格，装饰风格上生动活泼、优美壮丽的首批国家用瓷②。（图2.图3.）如中、西餐具器型整体风格挺拔、饱满。特别是中餐具种的执壶，壶身硕大饱满，壶嘴、手柄呈规则性对称状且线条刚硬近乎呈竖直状，斗彩装饰简繁有序，壶腹以开光装饰技法勾勒出主体轮廓，图案饰以釉上宝相花和釉下忍冬纹交相呼应，壶颈与口沿处饰以蓝色如意云红头纹和三色蕉叶纹以及壶盖纽处那一抹浅红，自下而上图案装饰结构沉稳大气，装饰纹样繁简有序，色泽简明雅致，在满足实用性的条件下不乏庄严、自信之美感，自觉不自觉地展现了我国瓷器的辉煌成就；在器型图案及色釉的选择上力主删繁去奢，务求简洁为美。所以中餐具的图案装饰纹样只有宝相花、忍冬纹、如意纹和蕉叶纹四种，而西餐具中则只有海棠花和卷草纹两种；在釉色方面更是简洁，中餐具共有红、蓝、绿三色，西餐具则只有蓝色一种，如此简洁的图案与色泽在有效传递了古人“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传统美学思想的同时，亦深刻表达了“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的天下苍生之情怀。在器型的种类上则尽力精简，力达一器多用，力避旧式宫廷用瓷中华而不实的繁琐配套③。对其中部分功能相同的器皿，如中餐具的冷热菜盘类、深浅鱼盘类餐具，将其规格接近的器皿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实现器皿在功能上的一器多用，同时还有效简化了餐具的配套结构，不仅方便用餐使用，还大大节省了餐后餐具的储存空间。最终，275幅设计图案经过各界知名人士、专家经过三天的评选，选定祝大年先生的设计图稿为终稿。祝大年先生将中餐具种类设定为42种器型，若除去一些配套小件（牙签筒、烟灰缸和盐、醋、酱油、辣椒等），主餐具仅有25种器型，这与旧式宫廷用瓷动辄数百种相比无疑霄壤之别，充分体现了传统的“物为人用”“制器尚用”的造物观和设计美学。
（二）美美与共，系统整体之美
梁潄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从比较文化视角提出“中国文化是包容之文化，是具有伟大同化力的文化。”[5]也就是说“美美与共”不是局限“各尽其美”，而是“融为互美”，最终达到一种止于至善的“系统整体”之美。“系统整体之美是一种演化的、客观自然的存在，是一种涌现性的存在，多样性的差异与和谐共生是其基础，它具有层次性、多向性、动态性、和多时空性的特征。”[6]其“多样性的差异与和谐共生”就是指构成系统整体美的结构美，“层次性、多向性、动态性和多时空性”则是指构成系统整体美的要素美。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建国瓷”的烧制调动了当时国内与之相关的绝对优质资源，集中了国内相关的优势力量来设计、研发和制作这批瓷器，并建立了上下协调、左右互融、体系健畅的系统整体，确保了建国瓷的顺利完成。如中国轻工业部成立了专门的设计委员会，委员会下设专门的设计工作室、材料勘探组、坯釉研究组、生产制作工作组等，在此主干基础上成立了成立景德镇建国瓷制作分会，在分会下设立了建国瓷办公室、建国宴瓷专项生产班组等，在专项生产班组下又细分为原料精选组、泥料制备组、成型工艺组、绘瓷装饰组和烧制组等；在上述工作组中的人员要素构成中，有政府官员、有中西学兼优的海归艺术家，有自成一派的国内知名艺术家，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有高等专业学府的在校生、还有产地知名艺人和工匠等，这些要素围绕着一个明确的目标通力合作，出色的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任务，展现了体制系统整体之美。从设计学的角度来看，“建国瓷”之所以在现代陶瓷设计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去历史、政治背景外，最为重要莫过于其设计理念克服了以往式样陈旧、坯釉欠佳、器形厚重、实用性差等主体要素问题与主题表达、空间意象、整体效用等结构性问题不协调、不和谐的设计缺陷。就清代餐具造型设计来看，其造型风格多倾向于奇异、浑厚、稚拙与笨重的特点，如《清乾隆款八宝纹盉式壶》《清乾隆款仿雕漆釉云龙纹碗》《清嘉庆款青花缠枝莲托八宝纹执壶》等。（图4）“建国瓷”的造型设计风格则体现出稳重、挺拔、雄伟、实用的新气象。就清代餐具装饰设计来看，其纹样装饰风格倾向于追求盈满、华贵和媚滋的君王式效果，如《清乾隆款斗彩八宝纹盘》《清光绪款黄地粉彩桃蝠纹团寿字果碗、大盘、三寸碟组合》《清同治款黄地金双喜百蝶瓷盘》《大雅斋黄地墨彩花蝶纹盘》等，（图5）而“建国瓷”的整体装饰风格则体现了实用、经济、美观、活泼、壮丽的人民式的装饰风格。总之从整体设计风格比较来看，“建国瓷”的设计风格合适的诠释了系统整体美学要旨，即各要素之间和谐有序，各结构之间比例合度。一如英国启蒙运动美学家沙夫兹博里所言: “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都是真实的，凡是既美丽又真实的也就当然是愉快的和善的。”[7]
清代陶瓷器物造型选介
（三）承古彰今，和合创新之美
“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先贤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蕴育的哲学，是维系中华传统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其核心价值在于“和”。“和合”两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释义为“和谐”“调和”“和美”和“结合”“聚合”“合作”等意；“和合”一词最早则见于《国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意为商契能够把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进行适宜的调和，进而使百姓能够和平相处的生活，综上可知“和合”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了新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理解为创造或者创新。
目前学者们论及建国瓷习惯性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作为建国瓷的设计原则与美学思想。究其源概因建国瓷国宴瓷设计者祝大年先生在其《漫谈“造型观”》中所述“传统工艺中的陶瓷制品，丝绸织品……曾在我国历史上声誉世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我们要古为今用”[8]的观点。随后是《装饰》杂志在2009年的一档特别策划栏目——《国家形象》，在其访谈建国瓷亲历者金宝升先生（祝大年先生学生）时，金老回忆道：“建国瓷的设计……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9]所以就有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俗成”观点。然而笔者根据张守智先生查阅的中国轻工业部建国瓷档案，并结合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策展的“国家记忆——景德镇国家用瓷特展”中的建国瓷实物。作者发现建国瓷的设计原则和美学思想并非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应是“承古彰今，融合创新为美”。理由有三：其一，建国瓷设计计划中明确规定建国瓷的制作要求：“要尊重我国陶瓷业生产的固有传统，根据现有设备及技术条件，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进，使礼品能充分表现我国瓷器辉煌成就”[10]；其二，中央轻工业部委托中央美院设计建国瓷图案的函件中也提出了设计要求，首要一点便是“民族形式，即能够代表新中国朝气蓬勃气象，发扬创造出新的民族精神和风格”；其三，从展出的实物来看，不论是器型还是纹样，均体现出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显著特征。首先在器型设计上（西餐具完全沿袭西方传统造型暂且不论），中餐具则在充分借鉴和吸收了中国传统餐具造型后，最终选定了“正德式”系列；其次在纹样方面，中餐具选取了宝相花、忍冬纹、蕉叶纹、如意云头纹等作为装饰图案，而这些图案均为我国传统纹饰；再次在装饰手法上，中餐具采用了二元连续、雍正斗彩、康熙青花等技法和工艺。最后，祝大年先生根据建国瓷设计委员会的要求，基于上述传统元素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折衷与调和，如将传统正德式布碟从三英寸扩大为五英寸，便于主、宾互动，将传统正德式碗、盘心部分装饰整体大胆略去，体现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的“和合”辩证思想，如此既免于铅釉对于人体健康的危害，又别于前朝样式，打破了宋代官窑的极简主义和清朝御窑的极奢风格藩篱，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勃气象和新的民族精神与风格。
（四）技进乎道，科艺融合之美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国在手工制瓷技艺方面一直有着东方独特的审美要求与理念，在此审美文化下诞生了难以胜数的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我国古代的瓷器，在原料制取、器型塑造、图案装饰等工艺上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从美学的角度上看，宋代瓷器被公认为代表了中国古代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骄傲的写道：“吾华美术以制瓷为第一……观于宋瓷，汝均哥诸器，制作凝重古雅而瓷质之腴润，釉色之晶莹，历千载而常新。”[11]从古雅纯净的造型、平和简素的装饰、温润含蓄的风格可感知宋瓷之精美，可谓“虽为人作，宛若天工”，恰如《庖丁解牛》中庄子所描述“技进乎道”的境界。
建国瓷在原料的制取与图案的筛选要求上无疑达到了精益求精，臻于至善的境界。陶瓷原料的选用上可谓“制器尚用，不惜所费”。建国瓷的制作调动了当时全国可以调动的一切资源，如组建专门机构、调配顶级艺人、下拨专项资金、调用故宫历代瓷器精品作为样品等。此外，建国瓷的烧制还开创性的构建了“官产学研”融合的新模式。国家下达建国瓷的任务后，轻工业部即刻制定建国瓷设计与承制计划，随后致函中央美术学院延邀有关工艺美术专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建国瓷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下设建国瓷设计工作办公室、派驻景德镇建国瓷工作组、建国瓷坯釉研究组、景德镇建国瓷制作分会等机构。其中的坯釉研究组便是典型的案例，改组成员是由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示范瓷厂、江西瓷土公司中专家、教授和部分行业精英联合组成，经过近一年的通力合作，坯釉研究组不仅将景德镇及其周围的瓷土矿进行了全面的勘探、研究分析试验出最为精良的制瓷原料，还按照中央环保精神，将以煤改柴为燃料的硬质长石釉新材料试验成功。也就是说此次的烧造任务由传统的“国家+瓷区+艺人+专款”演变为“国家+瓷区+艺人+专款+科教机构”模式，即“官产学研”模式。所以此次建国瓷的制作工艺不论从人员组成还是从建制模式上来看，后者较前者来讲更为严谨与理性。图案的设计与遴选工作亦是体现了建国瓷对工艺要求的严格性。首先将从各方征集来的275副设计图样公之于众，广邀各界名流点评，经过数次易稿选定祝大年先生设计的中西餐具图案。其次为了保证产品的精良性，又从275副图案中选取出八十余副，在中央美术学院、中科院协助下，组织工作组赶赴景德镇进行集体试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初步试制出八十余件样品，最终仅鉴评出斗彩、青花、青瓷三种。最后，在正式生产出的3万余件产品中精选了7000余件作为国宴瓷和国礼瓷。如此严谨的态度和过程恰是从另一个角度充分展现了“技进乎道”的时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二、“建国瓷”的历史意义与价值
（一）催生了我国第一所高等工艺美术学校
“建国瓷”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建国瓷”的成功烧制不仅再一次力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也为专业教学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建国瓷设计与设计监制工作大多由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的陶瓷科的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的，当时的师生按照国家教育方针，在教学与生产相结合、教育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办学思想指道下，该校的师生首次亲历设计教学与生产、专家与艺人相结合的教学实践，深化了理论认知，提升了动手实践能力，升华了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的办学理念。除此之外也是一次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不同空间、层次、要素间的一次亲密接触与发展性认知，认识到当时的国家在关乎国计民生方面的工艺人才的匮乏、教育的缺失等严重阻碍民生质量的问题。所以在一次“建国瓷”设计方案的评选会上周恩来提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悠久的文化，工艺美术有光辉的艺术传统。我们又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工艺，对工艺美术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要关心艺人的工作和生活，要成立工艺美术学院，要培养不同专业的工艺美术设计人才。”[12]在得到中央领导洞察社会发展需求短板并提出改进指示后，以“建国瓷”设计委员会成员为杠杆，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工艺美术系迁往北京，和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系合并作为建院基础。迅速组建了我国第一所高等工艺美术学校——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构建了中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顶层架构，培养出一代代工艺美术设计家和装饰艺术家，对我国现代工艺美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景德镇陶瓷科教样板
“建国瓷”制作初期，作为主产区的景德镇相关技术人严重缺乏，不得已中央美术学院将本院陶瓷科的师生全部“下放”至景德镇参与建国瓷的制作，参与者金宝升先生回忆道“几乎陶瓷专业能去的老师都去了，甚至模型师傅都去了……并且还请回了一些解放前就离开岗位的老艺人，请他们来画青花。”[13]面对这种困境，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决定将设计组设置在中央美术学院，抽调相关部门的专家组成坯釉研究组和监制组等，其中监制组在景德镇工作之余还义务为景德镇生产合作社青年艺人免费授受系统的学院教育知识。在建国瓷工作的带动和影响下，景德镇于1953年创建了我国首座陶瓷馆——景德镇陶瓷馆、1954年率先成立地方性的陶瓷科研机构——景德镇市陶瓷试验研究所、1955年筹建了景德镇陶瓷美术即以学校、1956年创办了景德镇陶瓷工人技术学校、1958年组建了我国第一所陶瓷本科高等学府——景德镇陶瓷学院。同时在各大国营企业中也建立了相应的企业学校，如1958年艺术瓷厂创办的陶瓷彩绘专科学校等。值得提及的是在景德镇陶瓷科教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均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如在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的倡办和初期的教学工作中，中央美术学院不论是在师资力量还是教学文件上均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景德镇市陶瓷试验研究所创办不久，由于科研力量薄弱，轻工部便将上海工业试验所陶瓷科室和相关科研人员整体迁入该所，极大的充实了该所的科研软、硬件实力。景德镇陶瓷学院组建之际，江西省人民委员会便决定将江西工业技术学校的陶瓷专业210名学生和13名教师由南昌迁往景德镇，极大的充实了该校的办学规模和力量。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形象构建需要的背景下，在国家意志的主导和地方政府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下，景德镇陶瓷科教体系得以迅速构建，并成为了全国瓷区科教体系构建的国家样板。
（三）构筑了我国早期现代化陶瓷产业集群雏形
为了积极配合建国瓷任务的顺利完成，1953年景德镇建国瓷厂加大了基础建设的力度，初步实现了半机械化制瓷目标，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受其影响，景德镇乘势而上，根据陶瓷产品功能、属性特征和现代化生产管理要求，依次创建了宇宙瓷厂、人民瓷厂、东风瓷厂、红旗瓷厂等十余家规模化的现代瓷厂，各类瓷厂在大陶瓷产业逻链条上形成了一种良性互补态势，即各个瓷厂的创建与发展紧密围绕着陶瓷产品的性能或装饰风格而展开，如有生产传统日用陶瓷的瓷厂，有生产现代工业陶瓷的瓷厂等，彼此之间既有分工又有联系，初步建立了以陶瓷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形成了现代化陶瓷生产集群的雏形。为我国陶瓷产业的现代化做出了必要的尝试和有益的实践，有效的完成了国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制定的目标和使命，有力的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是我国早期陶瓷产业朝着产业集约化、集群化道路发展的国家级样板，对我国当下陶瓷工业的创造性转化和传统艺术的创新性发展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四）建立了陶瓷器物设计原则及其艺术标准
根据中国轻工业部“建国瓷设计计划”档案记载，当时的设计原则首先在风格上要求“尊重我国陶瓷生产的故有传统……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进，做到礼品瓷能够充分表现我国瓷器的辉煌成就，日用瓷要求做到物美价廉。”；其次在形式上要求“器物造型在适合实用的条件下力求能够表现我国造型艺术上的雄伟，朴实的风格，装饰上则力求活泼、优美壮丽，并避免随便使用红星、镰刀、斧头等作为装饰及盲目仿古倾向。”最后在生产上要求“生产工作讲究科学方法，并与实际需用相结合。”正是这种展现着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的设计原则，不仅快速有效的完成了国家用瓷的设计制作任务，也为当时全国陶瓷工艺品的生产指明了方向。在艺术标准方面江思清先生在其专著《景德镇陶瓷史稿》中有如是论述：“用科学方法制造了建国瓷…… 以民族形式及大众方向，作为艺术标准，来进行表达新中国的朝气蓬勃。” [15]这不仅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审美价值提供有力的史证，也为当下的艺术作品的创作提供历史智慧与能量，更为反映中华民族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供历史参照与依据。正如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那样：“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16]
（五）国家用瓷办公室的兴衰与思考
在建国瓷任务顺利完成以后，1956年7月景德镇市政府在建国瓷设计工作办公室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用瓷制作委员会。1959年，借助承制新中国建国10周年活动用瓷之机，乘势成立了景德镇市国庆用瓷办公室，1964年，更名为“国家用瓷办公室”一直沿用至今。该机构设置目的有三。一是协调统筹全市瓷业生产、科研单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人民大会堂、中央各部委及驻外领事馆等部门设计制作具有新中国风格的日用瓷与礼品瓷；二是加强地方和中央的联系沟通，积极争取各级领导对景德镇陶瓷事业发展的支持；三是收集和整理景德镇瓷器在国际、国内市场现状的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对策。在该机构的组织下，先后组织设计生产了大家熟知的“国徽瓷”“7501主席用瓷” 和大批外国元首访华国礼瓷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77年至1993年间，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组织设计的由国家领导人赠予外国政要的礼品瓷达389件（套），1985年至1990年间，国家用瓷办公室共完成国家用瓷2646.58万件，实现销售额3413.27万元，平均年销售金额在400万元以上。[17]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十大瓷厂相继改制后，景德镇国家用瓷办公室的职权也被新成立的一些瓷业管理部门所分摊。从表面上看新成立的一些管理部门各自之间分工明确，职责权限划分清晰，更利于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精准高效发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原本是景德镇一家独大的国家用瓷制作权很快被其它产瓷区竞去，致使景德镇的日用瓷产业链日趋萎缩，面对政府设置诸多部门协同服务管理而效果欠佳的情况，业界戏称为“九龙治水”式管理。这种管理方式并非一时现象，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近代以来的景德镇瓷业一直存在两种管理上的特征，一种是政府、行帮、商会等多头管理模式，一种则是“政府放任自由”式的管理模式。面对这种管理上沉疴，1934年江西省政府聘请了著名爱国人士、陶瓷专家杜重远先生执掌景德镇瓷业管理大权，杜氏调查后指出景德镇瓷业衰落的原因在于景德镇陋习太重，致使大家“劳力而不知劳心，分工而不知合作”[18]，也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在杜氏的主张下，江西省在景德镇成立了统揽全镇瓷业的“江西省陶业管理局”，并有浮梁县政府全力配合该局工作。短短的三四年内便取得了取缔窑禁、宾主制等数十项陈规陋习，设立了模范窑厂、模范瓷厂、陶业人员养成所等现代化瓷业体系，至今仍为业界称道。杜氏的改革随着《新生》事件而被迫中止，然而其设立专人专局专管瓷业的做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建立在“建国瓷”基础上的国家用瓷办公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内为国家设计制作众多的“经典”瓷品，不仅满足了国家外交需求，还极大的促进了民间日用瓷的发展，至今该机构寄居于一陶瓷集团公司下，沦为“冷衙门”，值得时人深入思考。
三、结语
建国瓷的成功烧制不仅及时化解了当时国家外交活动中被动的局面，为树立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大国形象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同时还有力的促进了我国陶瓷工业、陶瓷艺术、陶瓷科教的现代化发展。建国瓷的成功烧制背后的实质是合理汇聚了历史进程规律、国家意志导向、地方特色、行业诉求、人民幸福需求等多种力量，乃应时势顺民心之举。从具体层面来讲则是在国家、地方靶标互动的条件下，国家和地方对景德镇瓷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首先是构建了国家+地方+行业+科教的新型瓷业生产管理样板；其次在规模方面由公私合营、联营、生产合作社等转型为规模化国有瓷厂群为蓝本的产业集群；同时在制瓷原料、制瓷工艺、烧瓷燃料、设计原则、艺术标准及审美风格等方面逐一进行革新与定标。一系列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举措，奠定了景德镇快速迈入现代化序列的基础，也为我国瓷业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样板，贡献了智慧。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积极从传统文化和前人的实践中借鉴经验，以前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为时下我国经济、文化、体制转型发展的新途径、新模式提供创新性理论，更期望能为国家首个文化类试验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参照。
参考文献
[1][9][12]中国轻工业年鉴编辑部编.中国轻工业年鉴1949-1984[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35-135.
[2]肇文兵.关于建国瓷的点滴记忆—访建国瓷亲历者金宝升先生[J].装饰:2009.38(9):20-21.
[3]刘明玉.瓷壶设计的“真”“善”“美”法则[J].中国陶瓷:2019.55(2):76-76.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
[5]梁潄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
[6]乌杰.系统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5.
[7]朱立元.西方美学范畴史(第二卷)［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P79.
[8]许之衡.饮流斋说瓷[M].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24-24.
[10]祝大年.漫谈“造型观”[J].美术:1981.02(12).14-14.
[11]轻工业部建国瓷文档.1953年4月10日，转载张守智.建国瓷的设计、试制与生产[J].装饰.2016.07(10).50-50.
[13]曲立氏.景德镇“建国瓷”轶事[J].陶瓷研究：2006.1.
[14]李胜利.景德镇十大瓷厂[M].景德镇:景德镇陶瓷杂志社.2010:10-30.
[15]江西省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编.景德镇陶瓷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59:356-356.
[16]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奋斗:2017.18(10).5-5.
[17]中国陶瓷博物馆.景德镇国家用瓷特展[M].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2019.53
[18]杜重远:《整理景德镇陶瓷业计划》[J].1934年12月，载于景德镇文史资料第五辑《杜重远与景德镇》1983年.135.
注：1.“建国瓷”的概念：根据中国轻工业年鉴编辑部编《中国轻工业年鉴1949-1984》、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编《景德镇陶瓷工业年鉴》和现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成立草案》档案，可以判知“建国瓷”动议于1952年，次年试制成功的一批国家用瓷。随后根据国家需要不断改进坯釉质量和装饰纹样，一直到建国十周年前的由景德镇作为主产区生产的数批国家用瓷通常被称为“建国瓷”，建国十周年以后的国家用瓷多称为“国礼瓷”或“国瓷”。
2.制定建国瓷的设计原则：1.尊重我国陶瓷业生产的固有传统，根据现有设备及技术条件，在原有基础上逐步改进。目前先以景德镇为试制重心，以后逐步推广经验，在其他产瓷地区进行试制。2.目前初步试制配合各级机关所定制的餐具来进行使试制工作与生产紧密结合，以后逐步由定制整套瓷器转入为人民大众日常需用的瓷器的试制，做到使礼品能充分表现我国瓷器的辉煌成就，而日常用品要求做到物美价廉。3.在形式上，器物的造型在适合实用的条件下力求能表现我国造型艺术上的雄伟、朴实的风格，装饰上则力求活泼、优美壮丽，并避免随便使用红星、镰刀、斧头等作为装饰及盲目仿古的倾向。源于：轻工业部“建国瓷设计计划”文档记录，1953 年 3 月 27 日。转载于：张守智.建国瓷的设计、试制与生产[J].装饰.2016.10.
3.据清光绪朝档案《皇太后六旬庆典》记载：清宫为了举办慈禧太后六旬庆典寿筵宴，特命江西景德镇御窑烧制宴会所需瓷质餐具：包括大海碗、二海碗、大碗、中碗、怀碗、宴碗、汤碗、饭碗等；不同尺寸的碗、盘、碟配备不同规格的汤勺、饭勺、羹匙等，仅事前江西烧造的绘有万寿无疆字样和吉祥喜庆图案的各种釉彩碗、碟、盘等瓷器，就达29170余件，纹样多达70余种。
（作者邢鹏系景德镇陶瓷大学副研究员，作者金文伟系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作者谭丽曼系江西省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中国陶瓷艺术发展研究（1949-2019）”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19ZD24。】